奎(《爾雅·釋天》：“降婁，奎婁也。”)、婁二星是魯地的分野，濟水、黃河流經兗州大地。荒莽的大野澤，是春秋時狩獵捕獲麒麟之地;作為鎮州的巍巍泰山，是遠眺東海日出的最高之峰。自從實行郡國制以來，這里向以土地遼闊、田賦很大而著稱。舊的建制不便于治理，必須加以革新。這是因為，百姓多官吏少，不暇管理，奸邪易生;而治理得當，任人公平，天下就能安定。我后周朝，以巨野縣為治所建濟州，就如同魏代在厭次縣建樂陵郡一樣，應時而設。
我太祖圣神恭肅文武孝皇帝，開啟天賦的治國安邦聰明才智，強化治理天下之紀綱;建立煌煌之基業，在全國稱帝。不違仁政，以使百姓生活溫厚，衣食豐足;不實施苛刻繁瑣的律條，以看重百姓的生命。由此可知，闡明施仁政之道理，頒布重民之律條，而且先在一個地方實施，使百姓生活安定，將此推廣四方而又不拘泥一種模式的人，難道不是賢能的州郡官員嗎?因此之故，選拔州牧郡守必須全是賢能之人。得到賢能之人，事業才能成功，這是國家興盛的根本所在。
當今皇上，承續治國之偉業，發揚光大先人的圣明謀劃，克勤克儉，率先垂范。如果在細微的小事上不注意，也會釀成大禍，為天下侮笑。即所謂皇王治理的法度英明，則國家綱紀法規的實施就成功。而對官吏職責的研討考核精心得當，會使他們感到事務繁多而時間不足，這就不致產生官吏懈怠懶散之壞習。也即所謂耳聰目明，道德致勝;宮內宮外，上上下下，情理通達。而且鼓勵廣開言路，國家不留積案，以防止拒違君命之弊端。凡軍務國政、機密要文、刑罰條律、朝廷詔令，事不論大小，必須周祥傾聽和親察。不論公侯、卿士和牧伯、長吏等大小朝里和地方官員，其職責任務不分輕重，必須考察其才能度量。因此，他們對所設置的官司爵越感重要，就對所承擔的職責越精心。結果，人人都說：“我的日子很安靜。”家家都講：“我們的地方是樂土。”
世宗皇上即位的元年十月，朝廷詔令前趙州刺史檢校太保任漢權任公為濟州牧。濟州是新建之州郡，唐武德四年在此所置麟州知名廢除已久。歲月流逝;地方固有的風俗習慣逐漸變化，百姓已忘掉對過去良好習俗的向往，有的人還肆虐為患。加之所轄地域的擴大，荒穢丑惡的東西也包容其中，成了天高皇帝遠的地方，山幽澤深，亡命之徒集聚。本來雜草叢生，向為持刀暴徒潛伏之地;蘆葦遍野，又是結伙盜賊的藏身之處。妖邪之人興起，嘯聚野澤，興風喚雨;官吏貪贓枉法，玩忽職守，致使盜賊越獄潛逃。盜賊危害社會，就如良田中生了害蟲，定會吃壞莊稼。即使豐收年份，人無疾病凍餓之苦，地存落穂余糧，倉廩積蓄如山，享用許多年，也還有亡命之徒脅迫那些游手好閑之人放棄農活，操起鋤鉤和弓箭，橫行鄉里，何況是遇到饑荒災年呢?即使野無戰事，天藏殺機，盔甲高掛，刀劍入庫的太平年月，賦稅地租也緩征緩催，尚有人誘惑輕生之徒，聚招無賴之眾，以鳥獸棲宿的沼澤之地為巢穴，出沒于明暗之間，又何況是在兵革交錯的戰亂時期呢?百姓有了病，須考慮怎樣治療。醫生雖好而藥物的功力不到，也是難以治愈的。治國之道也是如此。用人所長，不可求全責備。文官們受了儒教思想的束縛，總是說“用禮義廉恥開導民心”，結果，盜賊更加輕慢和殘暴;法家門則持酷刑剛猛的論斷，總是說“有刑罰來使盜賊服從”，結果，盜賊畏罪紛紛潛逃。若沒有儒法兼備，文武雙用的英雄果斷之才，到濟州任職是很困難的。
任公，天賦將才，深知治國安邦之本。用兵如神，謀劃在事變之前，戰則必勝;教化有方，洞察秋毫，教則民服。高舉一旗，百姓蜂至;撫恤萬家，盡進忠言。認為，江河壅塞，應正本清源，疏通水道，田園荒蕪，應鏟除雜草，禾苗才能旺盛。任公來濟州時，曾對將士三令五申，除盜要奮勇爭先，夜晚出擊，將叢林中盜賊一網打盡。所捉盜賊盡伏其罪。狂徒震驚，四鄰色變。虎狼之心盡改，百姓禍患全除。爾后，嚴加防范，搗毀巢穴，判決獄中多年積案，找出產生盜賊的根源和治安中的過失。為預防盜賊再度擾民，令鄉間百姓設崗放哨，或深夜埋伏搜捕隱藏之盜，或把守要道以待奸徒自投羅網。然后，再申明招降納判的政令，對自首者施以恩惠、信用，以征服人心;對不愿自首者嚴加拘管，以防惡習復發。盜賊的思想改變，如同大病治愈。若不是屏盜之法靈活變通，對奸人施以寬厚的仁政，怎能收到刀劍所向削鐵如泥，劍拔弩張靈機如神的治理效果?試問，有誰能做到這樣呢?自古以來除盜是最為困難的事呀!中古之后，人心變得更加狡詐，除盜難上加難。放火燒荒，難免毀掉蕭蘭一類的香草;砍樹除蟲，也會傷害杞梓一類有用良材。只有賢能之人，用心良苦。才能做到是非曲直不相混淆。因為任公對盜賊嫉惡如仇，所以誅殺盜賊的法令極其嚴厲;因為除掉盜賊的辦法實施順利，所以鏟除盜賊的戰績和名聲就顯赫。盜賊已除，百姓安定。安定的局面出現后，對百姓的約束放松，法令寬厚，愛心養民，提倡禮讓。教化人心無暴戾，誠信推行無相欺，即使西漢賢吏龔遂、黃霸治理下的良好民風也超不過。這時，不論是鮐背鶴發的老人，還是農工商賈各界，都載歌載舞為豐衣足食而歡樂。眾人認為，任公的屏盜業績口頭傳頌固然能昭明盛德，但最適宜的辦法還是樹碑立傳，用文字昭示后人。全郡文武百官也異口同聲，主張樹立碑之舉上奏朝廷，以不負眾生。皇上贊許準奏，詔命左拾遺李昉撰寫碑文，記述任公在濟治亂濟民的實情。
李昉不才，恐辱皇上明旨，因而對碑文揣摩再三，深思熟慮，生怕遺漏實情，損害任公的美好聲譽。動筆之前，又對任公屏盜的偉績詳盡考察，不使遺漏，這樣才無愧于皇上明旨，也對得起任公。史官在記功臣政績中寫道：任公名漢權，蜀國人氏。以有武略，幾朝連任官職;以有戰功而登上顯貴官位，屢次掌握兵權，出任郡守要職，初任丹州牧，有平定暴亂、攻城野戰之績;繼任趙州牧，又有安定邊防、穩定百姓之功。任公所到之處，無不留下賢能的美名，而惟濟州人能宣傳他的業績，以顯示其不朽。濟州人也可稱賢明之民了!
最后系曰：凡事能進入風俗民謠并經過老人之口代代傳授的，千年以后，尚為美談。更何況寫成銘文而又刻在石碑之上呢?后世如有人想了解任公的政績，便可從這碑文中得以質證。故其詞贊曰：
治國之道失去根本，刑罰必是殘而暴。人心背離，良民變盜。法令嚴明而公布于眾，民風淳厚社會安定。人心依順，盜變良民。民中有盜，盜中有民。善惡互變，關鍵在人。賢哉任公，施善而治。先嚴刑殺其歹徒，再申明法律安定鄉里。里無好吃懶做之農夫，鄉無狡詐之狂童。不到一月，肅清四境。察看叢林，豈無餓狼猛虎。狼虎兇殘之心不生，才能與仁獸麒麟為伍。沿著田埂尋找，良田也有荊棘雜草。除去惡蔓，才能色香如蘭。任公之賢，高如泰山，大若深淵。濟民頌揚，聲達于天。刻石立碑，美名外傳。永垂千秋，不朽萬年。
后周世宗顯德二年歲次乙卯閏九月一日丙申朔建。
(供稿：劉富軒 王永東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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